罗开富，原经济日报社记者、常务副总编辑，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的368个日日夜夜里，罗开富经报社批准，沿着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，成为继红军之后，完全按照原路、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第一人
“我是幸运者，我徒步长征路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，但历经春夏秋冬、风霜雪雨、悬崖洪流，让我感受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”
“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
翻开新出版的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第64页，关于长征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：
红军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，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，临走时，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。老人说，什么是共产党？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，把党当成自己人。
除了史论，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讲到“半条被子”的故事。这个感天动地却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，后来能够家喻户晓，得益于新闻传播，源于一名新闻工作者的“重走长征路”。
因为这个故事，我们找到了1984年1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上那篇报道《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——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》的作者，原经济日报社记者、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。
1984年11月7日，徐解秀阿婆（中）向记者和群众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。罗开富摄
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80岁的罗开富从座椅上站起来，开心地笑着，“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，很亲切啊。37年前，在一年零三天里，我可是整整写了300多篇的‘每日电讯’稿啊！”
的确，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的368个日日夜夜里，罗开富经报社批准，沿着红军长征原路徒步采访，成为继红军之后，完全按照原路、徒步走完二万五千里的第一人。
那段日子里，当“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”被老红军、被千万读者看到时，人们对红军更加崇敬，对传播这个故事的罗开富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耿飚感慨：“罗开富沿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徒步采访，是一壮举啊。”
曾陪同罗开富一段路程的向导曾诚，临别赠言道：“在未见你时，我是不信的，除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还要每天不间断地伏案写稿？现在事实和你就摆在我面前，我百分百信服。”
途中，日本《朝日新闻》记者加藤千洋采访罗开富后说：“在中国，不，在世界上今天用‘脚’长途采访的记者，可说就是他了。”
抵达泸定时，148斤的罗开富只剩下98斤，全身多处受伤，加之旧疾复发，报社试着问“是否换人”，罗开富坚定地答，“如果有记者要接替我，那也一定是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的。”
……
他点燃了一支烟，随着缕缕青烟在面前飘荡，刚刚还粗声大气的罗开富语速变得很慢很慢，两道长眉凝在一起，闭目思考，身上宽大的中山装上，一枚红色的党徽闪闪发光。
罗开富接受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专访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摄
长时间的沉默后，罗开富说：“我是幸运者，我徒步长征路遇到的艰难不能同红军先辈们相比，但历经春夏秋冬、风霜雪雨、悬崖洪流，让我感受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的长征精神。”
“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”
“‘记者同志，当年给我半条被子的三位红军姑娘，如今你晓得她们在哪里？’一见面，徐解秀婆婆就这样问我们。”
这是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的头版报道。一开篇，罗开富讲述了“重走长征路”出发20多天后发生的一件事。
1984年11月7日中午，罗开富一行行至湖南汝城县沙洲村。一进村，一位小脚阿婆就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他，似乎有话要说。由于采访地点分散，直到下午3点，罗开富才抽出身来见了老人家。
阿婆名叫徐解秀，84岁，她告诉罗开富，1934年11月6日晚，长征中的三位女红军借宿她家。四个大人和一个婴儿挤睡在厢房里，床上仅有一块烂棉絮、一件蓑衣，和三位女红军自带的一条棉被。第二天下午3点，红军开拔，三位女红军执意要把自己的被子留给徐解秀，她不忍心，也不敢要。情急中，女红军就把被子剪下半条给了她，说，“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，是共产党领导的，是人民的军队，革命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。”
1984年11月7日，徐解秀阿婆讲到“半条被子”的往事后，讲起现在生活好了，有被子盖了，从内心发出了笑声。罗开富摄
从那以后，年年的这几天，徐解秀都等在与红军分别的山脚下，一等就是50年。
听村里人说红军要来了，徐解秀欣喜若狂，结果是等来了采访长征的记者。
她追问罗开富：“你能见到红军吗？”
“能见到。”
“你帮我问问，她们说，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！”说话间，老人已满脸泪水。
不大的厢房里，光线很暗，一张木床上架着几根竹竿。三位女红军走后，这里的摆设再没有动过。她说，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，不到20岁的样子，“她们说，等胜利了，会给我送一条新被子来。现在我已经有盖的了，只盼她们来看看我就好。”
时任汝城县党史办主任何志鹏和村民朱青松等几位老人回忆，红军走后，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，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也被搜走了。徐解秀还被强拉踢打，在祠堂里跪了半日。
老人对罗开富说：“虽然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让我吃了点苦，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叫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”
那一夜，罗开富心情复杂，借着烛光，写下了题为《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》的初稿。
稿件见报后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尤其是邓颖超、蔡畅、康克清等红军女战士。1984年11月底，谢飞代表健在的女红军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们也想念长征路上的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……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三位女红军。”
1991年腊月，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，然而，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。
为了这七年的寻找，罗开富和不少老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想等有了准确消息给老人惊喜。徐解秀的家人告诉罗开富，他每一次写来的信件他们都会读给老人，特别是读到聂荣臻、萧克、耿飚等多位老红军将帅委托转达感谢问候的话时，老人都会默默擦泪。
罗开富说：“也算对老人的一个安慰吧。”
2017年3月，罗开富到沙洲村给徐解秀的二儿子（前左一）和她的曾孙赠送绣织品：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惜别的画作。
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，缕缕青烟依旧在他面前飘荡。
罗开富说：“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留给老百姓。”拿起打火机点烟，啪、啪、啪，火没打着。也许过于沉浸其中，他把打火机摔在了桌子上，“有一段时期，我们个别党员自己有五条六条被子，还惦记着百姓家里的‘半条被子’，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？”
“干人”的“长征”情结
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安岗称罗开富为“真正的干人”（“干人”，旧时贵州一带对穷人的称呼）。之所以派他进行“长征”采访，看中的就是他“干人”的优点：能吃苦，对人民有强烈的情感。
生于浙江湖州南浔双林农村的罗开富，小时候家里穷，上小学时老师见他破衣烂衫怪可怜，好心替他取名“开富”，意为“开门见富”。
然而，这个大个子的江南“干人”一路走来却与“苦累”为伴。
1964年，23岁的罗开富作为一名铁道兵参与了被誉为“中国最惨烈的一条铁路”——成昆铁路的修建。这条“用生命铺就的铁路”牺牲的筑路者2100人，“每500米铁轨就留下一名铁道兵烈士”。
回顾那段筑路的过程，让罗开富再次陷入沉思。
“几乎每一个建成的车站旁都有一个革命烈士陵园。”他说，铁道兵墓地旁时常挨着红军烈士陵园，“闭上眼睛总会想起，太悲壮了。”
在云南中坝隧道的筑路中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天参军的战友董金官，被爆破隧道的炸药炸伤，“双眼炸飞，下巴也炸掉了……他却说，我命还在。”
闭目思索中，罗开富说，“我总在想一个问题，是什么让这些人为了这个国家将性命置之度外！”
后来，罗开富调至铁八师（铁道兵第八师）宣传部做干事。再后来，他跟随部队来到北京，参与修建地铁一号线。
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，当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时，罗开富两眼泪涌，他对战友说：“那是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啊。”
这是罗开富在长征路上的老爷山烽火台上写稿。
之后，转业到《中国财贸报》，罗开富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。1979年，他作为战地记者，曾赴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采访。后在昆明任驻站记者的罗开富，内心总有一个“长征”情结，难以放下。
他说：“我是穷苦人出身，是共产党培养了我。作为一名党报记者，我一直想搞清楚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？他们靠什么打下了天下，建立了迥别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全新的共和国？”
1982年9月，筹办《经济日报》的《中国财贸报》在京召开记者会，罗开富在会上正式提出“重走长征路”的建议，“我在赣云贵川修过铁路，长征沿途地区经济建设变化大，但更多还是穷苦落后的状态，曾经帮过红军的老百姓现在生活得怎么样，我们应该去看一看。”
实地采访长征，罗开富不是第一人。
1982年，美国记者汉森走长征路，刚走了几个县，就因脚破腿肿无法坚持。
1984年，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的作者、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携夫人踏上长征路，不论乘车还是坐滑竿，走了两个月，依旧没有走完全程。
同时期，还有很多到访长征路的外国记者，不论走多走少，没有一人爬上五大雪山，更没有一人走进草地沼泽。一些外国记者感叹：这条路的凶险是人类难以想象的，后人不大可能征服这条艰险之路了。